工“初则文舞”几句：介绍徽宗亲郊时的文舞场面。文舞，是古代宫廷雅乐舞蹈之一，与“武舞”相对，用于宫廷典礼与郊庙祭祀，歌颂帝王以文德治天下。据《宋史·乐志四》，徽宗时刘昺提举大晟府，改定二舞，“法《夏籥（yuè）》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孟元老所说的装在紫囊中的笛管即为“籥”，是远古时期的一件关乎音律音阶的起源乃至华夏礼乐文明源头的神秘吹管乐器，其形制据汉代以降的历代文献记载，是一种如箫似笛的单管乐器，具体形制有不同说法。《吕氏春秋·古乐》中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周代以来的历代宫廷多以“羽籥”为祭祀舞具，《诗经·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即是描写这种舞容。

用“武舞”几句：介绍徽宗南郊时武舞所执道具。西周初期已有“大武”等形式的武舞存在，但“武舞”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代沈约所撰《宋书》，与“文舞”相对，作为古代宫廷雅乐舞蹈之一种，用于郊庙祭祀及朝贺、宴享等大典。《尚书·大禹谟》中说“舞干羽于两阶”，疏：“《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执斧执楯。”通常谓“武舞”中舞者左干（盾牌）右戚（形似斧头的兵器），然而北宋时期武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八》，太祖时的武舞，“取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义”，名为《天下大定之舞》；舞工“被金甲，持戟”，舞工所执为戟。北宋武舞何时改执干戚，暂无文献可考，然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讨论礼制，确定“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并且提出反对执干戚而舞的理由，“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宋史·乐志二》）。至徽宗崇宁四年（1105），刘昺改定二舞，确定“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宋史·乐志四》），增加了舞蹈次数，仍是执干戈而舞。孟元老所谓“一手执短矟（shuò），一手执小牌”，是其所见徽宗政和七年（1117）以前郊祀武舞所持道具。此处略有疑问：据《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短矟”为短矛。矛的形制就是柄端装矛头，是单纯的刺杀兵器，戈则带有横刃，兼具击刺、勾啄等功能，故有“函矢殊用，矛戈异适”（《宋书·顾觊之传》）之说。孟元老谓舞者所执为短矛，或即指戈。“小牌”即为“干”。

本比文舞加数人：这是比较文、武二舞人数。北宋时期皇帝亲祀，文、武二舞俱用八佾（六十四人），差别在于引舞人。文舞引舞只有二人，武舞引舞却有二十二人，包括“执旌二人，鼗（táo，即拨浪鼓）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四人，奏金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宋史·乐志四》）。

令铜铙：即金铙，大晟“金部”七种乐器之一，与铎、钲、镯合称“四金”。铙为青铜制，似铃而大，有柄，举奏。《宣和博古图》收录了“汉舞铙”二器，并且说：“许慎谓铙，小钲也，如铃，无舌，鸣之以止击鼓者也。是器颇近其制，而特有舌焉，盖欲便于作止，不待击而后鸣也。然不独卒长职此而已，且舞人亦用之。《乐记》曰‘复乱以武’，则以武为铙，谓舞人鸣此以治理之，而又以为退却之节也。”于此可见大晟雅乐中铙之意义。《高丽史·乐志一》中载“宋新赐乐器”，为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赏赐高丽国第十六代君主睿宗的大晟雅乐，其“乐舞执擎法物”中有“铙铃二柄”，既称“铙铃”，应是有舌。

北响环：疑指大晟“金部”七种乐器之一中的金铎，与钲、镯、铙合称“四金”。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七》：“《释名》曰：‘铎，度也，号令之限度也。’则铎大铃也，舞者振之警众以为节。”铎是一种大铃，形如铙、钲，体腔内通常有舌，可摇击发声。《宋史·乐志四》载亲祀二舞之制，武舞中有“双铎二人，单铎二人”，而徽宗赏赐高丽国主的大晟雅乐“乐舞执擎法物”有“双头铎二柄”，推测北宋时期所用应为双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