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己丑日，高贵乡公去世，享年二十岁。皇太后下令说：“我因无德，家遭不幸，过去引立东海王曹霖的儿子曹髦，作为明帝的继承人，看到他爱好读书论文，期望他可成就大业。可是他性情粗暴乖戾，一天比一天厉害。我多次训诫，他更为恼恨，编造恶毒的大逆不道的话来诬蔑诽谤我，于是两宫断绝来往。他所说的话，不堪入耳，不是天地所能容忍的。我就密令告诉大将军，不能以他奉祀宗庙，恐怕他会颠覆曹氏社稷，死后我没有脸面去见先帝。大将军认为他还年幼，说他会回心转意变好，反复据理力争。可是这孩子蛮横无理，所作所为变本加厉，拿着强弓在远处射击我的西宫，祈祷箭射中我的后颈，箭头落在我跟前。我告诉大将军，不废黜曹髦不行，前后讲了数十次。这孩子全都听到了，自知罪行严重，就企图大逆不道杀死我，贿赂我的左右侍从，叫他们趁我服药之时，秘密地投放鸩毒，多次设计下手。事情已经败露，只想趁机带兵进入西宫杀我，出宫攻取大将军，他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从怀中掏出写在黄色绸缎上的诏书给他们看，说今天就要执行。我的处境危险，超过堆叠起来的蛋。我年老寡居，难道还过多地吝惜残余的生命？只是伤心先帝的遗志不能完成，为国家将被颠覆而痛心。依赖宗庙的神灵，王沈、王业立刻骑马飞驰向大将军报告，得以预先严加警戒，而这孩子便带领左右的人从云龙门出去，擂起战鼓，亲自拔刀，与左右卫兵、侍从一起进入兵阵中，被前锋杀死。这孩子既干出悖逆不道的事，又使自己陷入大祸，我伤心得说不出话来。从前汉代的昌邑因犯罪被废黜为平民，这孩子也应该用平民的礼仪埋葬。应当使朝廷内外的人都知道这孩子的所作所为。还有尚书王经，凶狠悖逆难以形容，应收捕王经和他的家属都交付廷尉法办。”

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 []

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后。帝卯，群公奏太后曰：“殿下圣德光隆，宁济六合，而犹称令，与藩国同。请自今殿下令书，皆称诏制，如先代故事。”

癸卯，大将军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太后诏曰：“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

戊申，大将军文王上言：“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陈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太后诏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儿岂复成人主邪？吾妇人不达大义，以谓济不得便为大逆也。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发言恻怆，故听如所奏。当班下远近，使知本末也。” []

六月癸丑，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

庚寅日，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文王、太尉高柔、司徒郑冲叩头说：“看到皇太后的命令，已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己陷入大祸，按照过去汉代昌邑王犯罪被废黜的前例，采用平民的礼仪安葬。臣等徒据官位，不能匡正挽救祸乱，制止坏人作恶反叛，接受命令后震惊惶恐，内心恐惧战栗。《春秋》的大义，帝王没有外域，而记载说‘襄王出外住在郑国’，不能侍奉母亲，所以自绝王位。现在高贵乡公放肆干出不合法度的事，几乎危及国家，自取灭亡，这是人神所不容的。用平民的礼仪安葬他，确实符合以前的法典。但臣等想到皇太后仁慈深厚，即使坚持《春秋》大义，仍能下赐哀怜，臣等确有不忍之心，认为可以加恩，用王爵的礼仪安葬他。”郭太后同意了。

派遣使者持节，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往北迎接常道乡公曹璜为明帝继承人。辛卯日，三公等大臣奏请太后说殿下德行光明高尚，安定拯救全国，但下书仍称‘令’，与王国相同。请从现在开始殿下下达令书，都称诏制，像前代旧例一样。”

癸卯日，大将军坚决推让担任相国、受封晋公、受赐九锡的恩宠。郭太后下诏书说；“有功不隐瞒，是《周易》的大义，成全别人的美事，是古代贤人崇尚的，现在听从大将军坚持的意见，将他的奏章明示天下，以表彰他的谦逊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