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讨《春秋》的文理。

《公羊传》有一定的篇幅，牵涉到《春秋》的文理。有些直接训释词义的内容，如“既者何？尽也”（2.3.2）、“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3..5）之类，暂且不提。这里只对“属辞”即遣词造句上的问题作一些介绍。

《公羊传》很重视《春秋》对同义词选用的准确性，例如讨论“入”、“归”、“复入”、“复归”的区别（2.15.2），“侵”和“伐”的区别（3.10.），甚至虚词“暨”和“及”在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2），使我们感受到《春秋》文风的严谨。《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为什么这里用一个“次”字？《公羊传》向我们层层剖析，说明用这个词是经过斟酌、推敲，符合鲁、齐、宋三方面关系的（3.10.3）；同年“谭子奔莒”，为什么这里用“奔”而不用“出奔”？《公羊传》向我们说明，少用一个“出”字是有原因的。

《春秋》辞约而旨博，常常一个字的差异，使全句的含义起了变化：

《僖公二十八年》：“晋人 獉獉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獉獉獉獉獉。”

《成公十五年》：“晋侯 獉獉执曹伯，归于京师 獉獉獉獉。”

细审这两句句子，除“卫侯”“曹伯”之异不计外，有“晋人”与“晋侯”的不同，“归于”与“归之于”的不同。《公羊传》就向我们说明了“晋人”与“晋侯”的一字之差，表示了“非伯讨”与“伯讨”的不同（5.4.3）；“归之于”与“归于”的一字之差，牵涉到是否执之于天子之侧，和罪是否已定的问题（5.28.6）。用这个字和用那个字，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都能使全句含义起质的变化。

还有些用词上的差别，对全句基本意义的表达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对表述的精确性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