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袁仁又从因果报应的角度，举出颜之推、吕蒙正等前贤的案例，说明“敬信三宝”的功用。这一看法在当时的民间社会应当是习以为常的，也可以说，因果报应思想是明代民间信仰的一种基本形态。了凡之母李氏也笃信佛教，作为一位居家主妇，她更勤于念佛修持。据载：

母（李氏）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辍。问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尝闻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丽木，心必丽事。故日必有事焉。一提佛号，万妄俱息，终日持之，终日心常敛也。”（《庭帷杂录》）

佛教是明代民间社会的重要信仰，尤其是在江浙一带，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坚持念佛，原非奇事。袁母应当对佛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相较于中国社会世俗佛教信仰中强烈的功利趋向，以“收心”为目的念佛，显得更加纯粹，明显受到了凡之父袁仁的影响。

此外，受佛道二教影响，袁仁家庭之中时常显露出一种出世情怀。《庭帏杂录》载有了凡记述袁仁夫妻的一则对话：

癸卯除夕家宴，母问父曰：“今夜者今岁尽日也。人生世间，万事皆有尽日。每思及此，辄有凄然遗世之想。”父曰：“诚然。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亦喻其有尽也。须未至腊月三十日而预为整顿，庶免临期忙乱耳。”母问：“如何整顿？”父曰：“始乎收心，终乎见性。”予（了凡）初讲《孟子》，起对曰：“是学问之道也。”父颔之。（《庭帷杂录》）

了凡之母在年终岁末感慨人生有限、万事有尽。其父袁仁认同这一观念，并以“禅家以身没之日为腊月三十日”加以解释。而他对“如何整顿”的回答则是“始乎收心，终乎见性”，带有很强的禅学色彩。年方十一岁的了凡，则以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附会之，亦颇见其家学特色。

袁仁临终诗云：

附赘乾坤七十年，

飘然今喜谢尘缘。

须知灵运终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