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遽令以美人还其亲族。

贞观初年，唐太宗举行宴会宴请黄门侍郎王珪等人。当时有个美人在一旁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妻妾，李瑗兵败后，她被收入宫中。唐太宗指着美人对王珪说：“庐江王不讲道义，杀死了她的丈夫，还娶她作为自己的妻妾，如此暴虐，怎么会不灭亡呢？”王珪若有所思地问：“陛下你认为庐江王的行为是好还是坏呢？”唐太宗回答：“哪有杀了人还霸占别人老婆的道理？你偏偏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与非，是什么原因呢？”王珪说：“我听闻《管子》这本书上讲：齐桓公到郭国去，问当地的老百姓：‘郭国为什么灭亡？’老百姓说：‘因为郭国的国君以善为善，以恶为恶。’齐桓公很奇怪，问道：‘如你所说，他是一个好君主，怎么会灭亡呢？’老百姓说：‘其实不是这样，郭国君主虽然知道什么是善的，却不执行；知道什么是恶的，却不能够杜绝这种恶行，所以亡国了。’现在这个妇人还活在人世，我认为这是你仁慈的表现。但是你如果认为庐江王的行为不符合人的道义，那你为什么知恶不除，仍像庐江王那样把这个妇人留在身边呢？”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让那个妇人出宫与家人团聚。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为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借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始，可以永固。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乾元殿，好让天子在巡游四方的时候下榻居住。给事张玄素上书说为陛下你智虑周全，可谓无所不及。你下令要做的事，哪有一件不成功呢？你立志想要做的事，哪有一件不是依从你的意思去办呢？我认为秦始皇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一直想依仗灭掉周室的余威，凭借平定六国的气势，将基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可是国家到他儿子的时候就灭亡了，我们认真分析它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父子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贪欲、违背上天的旨意、残害百姓等因素造成的。这可以看出，统治天下不能光凭借武力，敬神也不能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只有大力提倡节俭、减轻赋税、自始至终兢兢业业，才可以使江山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我们刚刚统一天下，国家至今还没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民生凋敝。这个时候应该节俭，以礼治国，陛下你更应该以身作则。东都洛阳没有行宫，你就下令修缮；各位王公大臣都出京镇守边关，他们也都需要修建官邸。工事太多，恐怕会劳民伤财，这是不可修建的第一点原因。陛下你当初平定东都洛阳，看见那些豪华奢侈的宫殿，下令全部拆毁，此举让天下人惊叹佩服。岂有以前憎恶隋代的奢华，现在又步其后尘的道理？这是陛下你不可为之二。一听到下面有呈报，就去巡视，然而事情并不紧急，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产？现在国家建立不久，国库还不充盈，哪用得着修建两个都城？老百姓的劳役过重，就会产生怨恨，这是陛下不可为之三。现在老百姓遭受天下大乱后，非常贫困。老天有眼，让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点好转，但是仍然有挨冻受饿的生计之忧，这种情况三五年之内不可能消除。如果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营建东都，岂不是勉为其难？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四。汉代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要在洛阳建都，大臣娄敬进言说这样做不可。他劝汉高祖在秦朝的故都建都，汉高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日就往西行，定都长安。现在我只希望陛下你体察百姓之苦，革除世俗风气。你治理国家的时间还很短，国家的各种社会风气还不淳厚，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怎么可以在洛阳大兴土木？你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这是陛下你不应做的第五个原因。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矣。

我曾经看见隋朝建造这座宫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都极其讲究。宫殿所用的这些木材都不是附近所产的，它们都是从遥远的豫章郡运来的。一根柱子就要用两千人来拉，下边滑动用的轮子必须用生铁铸成，中间如果用木头做轮子，一滑动起来就会起火。粗略算来，运送一根柱子就要耗费数十万钱，而其他费用更是难以计算。我听说一座阿房宫建成了，就使得秦国人心离散；章华宫修成了，就造成楚国人心散乱；乾元宫修完了，隋朝就随之灭亡了。况且凭借国家现在治理的状况，比起隋朝来说怎样呢？国家从萧条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再役使苦难的百姓，劳民伤财，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比隋炀帝还要昏庸得多啊！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认真地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被后人耻笑，那国家就大幸了。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魏徵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唐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跟桀、纣相比怎样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修好了，可以说与他们没什么两样。”唐太宗猛然醒悟，叹息着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因此愚蠢到了这种地步。”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房玄龄说道：“现在看到玄素的奏表，我觉得洛阳的宫殿实在不应该修建，以后必须按事理行事。我到洛阳，即使露天休息又如何呢？凡是因此产生的赋役，都应该立即停止。要地位低的人干预地位高的人，历来都不容易做到。要不是你忠心正直，心地无私，又怎能做得到呢？一般人唯唯诺诺，哪里抵得上一个人惊世骇俗的言论对人的启发大呢？我要赏赐玄素绢二百匹。”针对这件事，魏徵感慨地说：“张公的话真有力量，可谓仁义之人的话语，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真是无可限量呀！”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唐太宗有一匹好马，他对这匹马非常喜爱，一直把它养在宫中。谁知这匹马没有病却突然死了。唐太宗对养马的人很生气，要杀死他。皇后规劝道：“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而要杀掉养马的人，晏子请求让他来列出养马人的罪状，晏子说：‘你把皇上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让我们的国君因为马死了而杀掉你，百姓听了，必定怨恨我们的国君，这是第二条罪状。其他诸侯国听了这件事，必然轻视我们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你说你不该死吗？’齐景公听了，大受启发，于是赦免了养马人。陛下过去读书的时候就看见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唐太宗于是消除了杀掉养马人的念头。事后，唐太宗对房玄龄说：“皇后用普通的事情来开导，启发我，这对我大有好处啊！”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