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驭武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

以文驭武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召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的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大臣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使者、朝廷大臣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剥夺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代表皇帝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如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璀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瑾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瑾逮捕邓艾。卫瑾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瑾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八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颖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是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便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的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宦官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适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捕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三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年由九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只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万大军各自为战，居然被万多叛军击溃，使得叛军再次气焰高涨。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